徐朝阳 张斌

　　国内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较长时期以来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为何我国经济较长期受内需不足问题的困扰，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面临哪些体制性约束因素，政府应该采取稳定总需求的政策，还是任由市场自发调整，如何摆脱对政府稳定政策的过度依赖，等等，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

　　我国内需不足首先表现为消费不足或者高储蓄。

　　学术界对我国高储蓄现象关注得较早，已有大量文献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一部分文献强调市场体系不健全的因素，认为保险制度缺失、金融市场扭曲会增加居民的储蓄动机。一部分文献强调产业结构变迁的因素，认为资本相对密集行业的扩张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会引起储蓄率的上升。由于高收入人群消费倾向往往较低，所以也有部分文献强调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扩大对储蓄率上升的影响，部分学者还关注税费制度、转移支付等对收入分配及储蓄的影响。还有许多文献强调人口结构的因素。

　　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基本无法解释2000年之后我国已经很高的储蓄率为什么还在继续大幅度上升。正如甘犁等提出，金融市场不完善、收入分配恶化、社会保障不足、预防性储蓄等因素在中国其实是较长期存在的，部分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实是逐步缓解的，为何储蓄率还在上升呢？

　　部分学者意识到，我国逐步进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消费结构转型和升级过程中，由于服务业部分领域存在大量管制政策，导致住房、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供给不足，一些文献从实证研究上发现这会降低消费率或者提高储蓄率。这类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00年之后的储蓄率上升。

　　根据标准经济增长理论，高的储蓄率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稳态收入水平，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等副作用，但我国现实经济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宋铮等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而借贷需求更加旺盛的私有部门则无法获取足额贷款，这导致中国投资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从而产生过剩储蓄，资金只好大量对外输出积累外汇储备。

　　近些年来，国内外出现了一批基于产业结构扭曲视角研究宏观问题的文献，如徐朝阳、张斌和矛锐分别从服务业供给抑制和工业补贴角度研究了政策扭曲如何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储蓄率变动。Wang等在一个OLG框架下，发现服务业过度管制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He等基于我国服务业存在过度管制的事实，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大量出口和服务业产能不足贸易逆差的并存现象给出一个理论解释。Fang和Herrendorf从服务业准入门槛管制角度，定量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同类型国家的原因。

　　江小涓等强调现代技术使得服务业日益全球化、可贸易化，认为发展以文化、体育等为代表的可贸易服务业可以克服传统服务业低效率的缺点。张建华和程文认为，过度依赖传统服务业容易使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则可避免该问题。黄群慧等则提醒，过度强调发展服务业，有可能会酿成“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相关文献对结构变迁的动力源大致有三类解释。Kongsamut等强调广义恩格尔效应，Ngai和Pissarides强调部门间技术进步差异引发的相对价格效应，Acemoglu和Guerrieri以及林毅夫等则强调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引发的相对价格效应。Herrendorf 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做了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发现恩格尔效应是引致结构变迁最重要的动力。

　　关于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有所下滑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数基于跨国增长的收敛特性解释我国近些年来的增速下滑。Eichengreen等和刘世锦等基于国际经验强调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会放缓。蔡昉等着重分析了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减速的影响。张军等基于东亚经济体的历史增长数据，测算出我国近些年存在着明显的增长缺口。

　　在高收入经济体的成长经历中，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消费升级是个普遍现象。

　　恩格尔效应是指，当真实收入增长超过一定门槛时居民的食品消费会逐渐饱和，居民食品支出增长慢于收入增长，非食品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广义恩格尔效应则是把食品进一步扩展到了一般制造业产品，即超过一定真实收入门槛值以后，居民的一般制造业产品消费逐渐饱和，制造业支出增长慢于收入增长，服务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

　　得益于中国制造业供给能力持续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多数一般制造品消费日趋饱和。中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消费升级。

　　2005-2012年，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主要是家用电器)、交通和通信、衣着开支的平均增速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食品支出增速接近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

　　2013-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从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信开支增速依然稳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开支增速从倒数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来的是居住开支，然后是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开支，这些都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增速垫底。

　　得益于中国制造业供给能力持续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多数的一般制造品消费日趋饱和。中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消费升级。

　　2005-2012年，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主要是家用电器)、交通和通信、衣着开支的平均增速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食品支出增速接近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

　　2013-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从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信开支增速依然稳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开支增速从倒数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来的是居住开支，然后是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开支，这些都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增速垫底。

　　本文对服务业的定义，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划分的第三产业。所谓服务业供给抑制，主要是指服务业要素流入受制于各种形式的政策性障碍，导致其供给能力存在相对不足从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使用供给抑制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国服务业是具有潜在供给能力的，只是受制于各种政策性障碍，实际供给能力没有得到释放。

　　对比中国与类似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可以看到中国服务业领域存在的显著差距。19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GDP占比基本呈逐年提高趋势，但跟其他国家平均趋势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并有进一步扩大迹象。

　　通过一定程度压低消费，将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生产，尽管会带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但这能通过出口导向来弥补，保证高的投资能够实现产能出清和经济持续增长。该结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要经济事实。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进入一段低速增长时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通向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大幅度降低，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推动化解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商品吸收能力大幅度下降。随着国外需求能力不断萎缩，供给抑制政策引发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再次凸显。从2008年开始我国重新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直接原因。

　　供给抑制政策导致不受管制的竞争性行业供需结构错配，才是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本质。在外部需求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要化解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之计在于改革，消除服务业供给抑制现象，释放消费潜力。

　　供给抑制政策从消费环节抽取资源补贴生产环节，因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潜力得到扩张。外需充足时，可以补足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生产潜力得到完全释放。

　　根据现实数据，在2007年之前，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是不断趋于上升的，并在2007年升至GDP比重的9%之多。

　　服务业到底哪些细分行业受供给抑制影响较大呢？Groningen产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各大类服务业就业的占比，都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增加值占比方面，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其他服务业占比都偏低。

　　这说明，我国服务业供给抑制不是个别细分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若政府转向消费性补贴或采取直接购买的方式，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实际GDP也依然可以达到跟完全竞争经济相同的水平。

　　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推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升级。服务业处于供给抑制政策环境下，经济运行会面临持续放大的供求错配、产能过剩和国内总需求不足问题，仅当外需充足时，经济才能维持潜在增长。若外部环境恶化，外需无法充分吸收本国过剩产能，则经济增速下滑，产出会低于潜在水平。

　　2018年，中央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实现该目标，根本途径是改革。供给侧，消除服务业供给抑制现象，充分释放这些产业的供给潜力。需求侧，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内总需求不足问题。由此，实现制造业部门供需均衡，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如何减缓乃至消除我国服务业供给抑制现象，需要对服务业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导致我国服务业供给抑制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必须综合改革、整体推进、循序渐进，没有捷径可走。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我们就必须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就需要我们面对国内总需求不足，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段时期里把稳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取向。政府需要考虑实施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推动积极财政政策从支持生产为主向支持消费为主转变，理论上可以使产出回归潜在水平，且不会危及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当前环境下，我们建议政府加大民生福利支出力度，加快公共服务业“补短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题《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