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融媒体记者 艾丽

　　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外迁？

　　近期部分媒体上出现了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迁的报道，个别甚至抛出了“唱衰”中国制造业的论调。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言人孟玮在7月16日回应：“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分析。”

　　>> 孟玮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熊佳依/摄

　　实际上，如果深入分析中国的制造业的两个压倒性优势，就会发现这些“唱衰”的论调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

　　优势一：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集聚效应。

　　经过多年的集聚化发展，完整产业链的高效组织和协作已成为了珠三角等地区制造业优势的显著体现，其规模化、复杂化、开放化的程度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证明，中国特有的地区性的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一点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

　　以深圳为例。

　　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曾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深圳这样的产业复杂程度。

　　在互联网、数字经济生产中，分工极细，关联企业构成复杂。

　　而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也提出，以中国制造业的地位而言，制造业“外迁”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毁灭性影响。

　　因为这些国家暂不具有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产业关联优势和产业集聚优势。

　　优势二：我国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优势。

　　孟玮在发布会上就提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其重点，是要发挥好我国产业体系、国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将政策的着力点聚焦，进一步增强对制造业发展的吸引力。

　　唐杰通过研究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经营数据，发现深圳企业创新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现在的两个制度，一个是创新制度，一个是竞争制度，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政府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

　　制造业企业全球布局是正常现象。

　　对于部分确实出现的一些企业到国外设厂经营的情况，孟玮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她提出：“对这一现象，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有的企业是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以及环保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转移。有的企业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企业是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举例来说，就在去年6月，世界顶尖摩托车制造商之一的美国“哈雷”摩托决定把一部分工厂搬离出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报复计划，这让哈雷摩托觉得成本过高，不得不在欧洲开设新的工厂，来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经贸摩擦导致的关税制裁是一面双刃剑。

　　>> 哈雷-戴维森一直是“美国精神”的象征性品牌。

　　企业外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包括运营成本、产业工人、供应链配套以及交通运输乃至制造业文化等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进出口数据延续增长态势。

　　纵观中国外贸整体发展情况，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认为，上半年中国外贸“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这一韧性来自企业千方百计应对贸易摩擦、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也与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密集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直接相关。

　　孟玮也注意到，这两年，有一些已经外迁的企业因为水土不服纷纷回流到了国内。

　　她举例：“在最近的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不少来自东莞的制鞋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关闭了他们在东南亚的工厂，回到了国内发展。”

　　她总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以中低端的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

　　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绝大多数企业会继续留在中国深耕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谋求新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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