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是一种重要的新能源，其技术成熟，应用广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全球继石油、煤炭、天然气之后的第四大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是我国实现能源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生物质能面临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2016年10月，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明确，到2020年，生物质能基本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利用。生物质能年利用量约5800万吨标准煤。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万千瓦，年发电量900亿千瓦时；生物天然气年利用量80亿立方米；生物液体燃料年利用量600万吨；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3000万吨。

　　“我国污水排放约400亿吨/年，平均收费不到1元/吨，运行费不过400亿元/年，污水处理支撑起了几十家上市公司。而生物质燃气如果按照500亿立方米/年产能来算，运行费用超过1500亿元/年，投资将超过上万亿元，其市场容量远大于污水处理。”针对生物质燃气产业的发展前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立场坚定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生物质燃气大产业的时代已然到来。

　　生物质燃气产业发展可弥补天然气缺口

　　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凯军在介绍生物质燃气产业发展背景时说，早在几年前，科技部就已经从国家战略高度部署推进了我国生物质燃气产业的发展。《世界能源》杂志提出，预计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从现在不到2000亿立方米增加到4000亿立方米。除国内生产和进口外，天然气缺口仍将达到2000亿立方米。有观点曾针对国家能源战略大胆提出设想，即其中1500亿立方米的需求量可以通过煤制气来解决，剩下500亿立方米将由生物质燃气弥补。

　　据介绍，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开始将生物质燃气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德国便开始加快推动能源转型战略，即“2020年彻底关闭其境内的全部核电站，且到2050年前，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至80%”。瑞典则提出，到2050年前后，生物质燃气将全部取代石化天然气。英国政府和工业界也联合发布了厌氧消化战略和相应的行动计划。

　　王凯军坦言，从时间上看，我国提出生物质燃气发展战略已经略晚于上述国家。但是，我国生物质燃气资源量丰富，具有弥补天然气缺口的巨大潜力，且政策支持形势利好。据粗略估算，目前我国生物质燃气资源量近2000亿立方米，到2050年，该数值将超过3000亿立方米。随着生物质燃气产业的发展，预计将会有更多的农业废弃物用于生物质燃气生产。从体量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需求上看，农业废弃物气化是今后生物质燃气产业化工作的重点。

　　国家能源局在《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建设160个生物天然气示范点，年产量达到80亿立方米；到2030年超过400亿立方米。“这与500亿立方米缺口是基本相吻合的。”王凯军说。

　　政策利好推动生物质燃气工程大型化

　　“在生物质产业政策利好的背景下，我国生物质燃气工程大型化转型势在必行。”王凯军介绍说，2003年~2014年，国家投资近400亿元建设近10万座沼气工程，取得巨大成效。然而，以中小型工程为主，单座工程日产气量很低。德国等欧洲国家，均以大型沼气工程为主。据统计，2014年底，欧洲和德国的发电沼气工程数量约为17000个和8000个，平均单个工程日产气量基本都在6000立方米左右，发电装机500千瓦。近年来，欧洲和德国生物天然气工程数量虽然少，发展却很快，分别约为370座和170座，单座平均日产生物质燃气在1万立方米左右。

　　“从规模效应上看，建设5000立方米到10000立方米生物质燃气规模的工程是比较合适的。这与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及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相吻合。”在王凯军看来，目前，如何顺利实现大型化转型，是生物质燃气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