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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科技原创之路
2019-08-15 00:08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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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科技原创之路

  国防科技大学 朱亚宗

  一、科技的客观普遍性与文化独特性

  作为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既是自然界统一规律的反映,又是局域性传统文化的产物;既有独立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普遍性,也有深受人类精神世界影响的文化独特性。而科技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成果的具体形式,即令是最抽象的数理学科也不例外。爱因斯坦创立的侠义相对论是时间、空间和光运动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但是爱因斯坦原始论文的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经典物理到现代物理的过渡期特征,而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表达方式,充满了数理交融的现代性气质。至于地质地理、生命科学与工程技术等学科,更有显著的主体性与地域性特征。近代以来,中国科技与文化落后于西方,当前这一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中华民族的科技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正在逐步提升。但是高度的科技自信,必须建立在大量的本土性科技原始创新基础之上。兼通中西文化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的立足本土的中西文化融合发展思想,在原则上也应适合当代中国引进吸收与再创造的中西科技融合发展之路: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识,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对于中国科技自立于世界的具体途径,地质学大师李四光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就表达过一个卓越的思想,即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方法”,去发展中国乃至世界地质科学:

  “我们不但要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还敢说,世界其他各地方的地质构造问题,恐怕也需要我们中国地质工作者,至少一部分地质工作者,所摸索出来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史学大师陈寅恪和地质学大师李四光关于中外文化与科技交流互鉴及融合发展的见解殊途同归,都力主立足本土,洋为中用和自主创新。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所昭示的事实,也是二位大师切身感受的总结。由此启发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认识去看待科学和艺术的差别。诚然艺术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国别性,但是科学也并非没有民族性与国别性,“科学无国界”也只有相对的意义,“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一艺术箴言,也未尝不能与科学结缘,也反映了科学的某种特性。科技成果深深地镌刻着创造者的烙印,而创造者又深受自然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量子力学早期几乎同时出现两种形式完全不同的理论: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与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前者用时髦的矩阵数学表达,后者用经典的微分方程表达,二者在科学上完全等价,在形式上却完全不同,这可从二位青年科学家所在国度的科学文化传统中得到理解。海森伯受德国活跃的数理交流传统影响,而薛定谔受奥地利浓厚的经典物理氛围影响,这一差别更进一步导致二人关于量子力学哲学诠释的重大差别和未来科学探索方向的重大差异。然而,关于科技如何受地域特性与文化环境影响的问题,学术界至今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对新中国科技原创性重大成果作一分析,以期揭示自然、文化环境对科技原创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中国特色科技原创的基本路径。

  二、中国特色科技原创三大路径

  1、慧识自然遗产

  作为科学对象的自然界,有鲜明的地域性,也就可能有明显的国别性,由此而深刻影响各国的科学研究。北欧海岸线漫长,航海业和渔业发达,使北欧科学家首先发现大气环流和创立现代天气分析和预报理论,而中国独占深刻影响大气环流的青藏高原,使中国科学家在高原大气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叶笃正院士的科学成果享誉世界。一国独特的自然遗产一旦与慧眼卓识的科学家相结合,便有可能创造科技奇迹,而这一奇迹常常既有民族地域性的品格,又有世界普遍性的品格。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一份题词,诉说研究成功的个体经验:“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其中“知识”、“汗水”、“灵感”是主体的,“机遇”则是客观的,它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社会机遇——解决温饱的社会需求是袁隆平创新的巨大动力,自然机遇——丰富的水稻资源是袁隆平创新的客观基础。袁隆平创造杂交水稻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每一步都因中国水稻的慷慨赐予同袁隆平的慧见卓识相结合而成功跨越。“1961年夏天,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早稻田里发现了特异稻株‘鹤立鸡群’,第二年根据‘鹤立鸡群’第二代出现的分离现象,推断其为天然杂交稻稻株,进而形成了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的思路,也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1964年夏天,袁隆平在洞庭早籼稻田里又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一发现,被公认是袁隆平‘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开端”。万事开头难,有此高水平科研起点作基础,袁隆平不久就成为学界和科研管理部门注目的科技新星,1966年2月28日,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于《科学通报》正式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科委有关领导慧眼识珠,在聂荣臻主任支持下,“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公函,责任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的这项研究”。对这时的袁隆平而言,虽然未来攻关的路程依然曲折而漫长,但登上科技峰巅的关键障碍已经克服,一颗头等光辉的科技巨星升入中国与世界上空已不可阻挡。

  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使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已经相继开展的水稻杂种优势利用这一世界农艺难题,获得彻底完满的解决,为中国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高水平开发利用本国自然遗产的原创性重大技术发明的典范,也是新中国70年来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技术发明。

  在基础科学原创方面,得益于中国古生物化石的大量发现,中国科学家近年在古生物学领域异军突起。2014年底,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年度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中国的鸟类起源研究赫然在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生物学已成为中国基础科学领域少数几个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学科。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似鸟恐龙——奇翼龙研究,填补了鸟类起源进化链中的某些空白。这一生物演化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独特的恐龙化石与科学家的慧识卓见相融合的结晶。

  中国的古生物化石异常丰富而分布广泛,为演化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其中似鸟恐龙化石的发现,更使鸟类起源问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年轻的研究员徐星,“与合作者在辽宁和内蒙古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的多种似鸟恐龙化石填补了若干……化石空白,极大提高了化石记录和系统发育假说之间的弥合度”,“在鸟类起源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个方向——羽毛和飞行起源研究方向,徐星和合作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提出了新的演化假说。”《自然》杂志对徐星的创新成果给予高度的评价:“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

  另一个依托中国独特而丰富的化石遗产,而位列世界学术前沿的学科是古人类学。当今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学说有两大学派:一是基于遗传基因分析的非洲统一起源说,一是基于大量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现代智人多地区起源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中国的现代人起源研究兼含以上两种学说,其中遗传基因分析方法非中国原创,非洲统一起源说也非中国首提,然而关于多地区起源说的提出和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是裴文中院士以后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按非洲统一起源和扩散说,各地的古人类特征会有突变性演化,然而吴新智通过研究我国各地的古人类化石层,于1976年的《中国古人类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古人类形态特征进化的连续性:“中国古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颜面低矮扁平,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额骨与其下方的鼻骨、上颌骨之间的骨缝成大致水平一弧线,鼻梁扁塌,眼眶呈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方弯曲,脑颅有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在直立人与智人阶段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说明古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也不排除与邻接地层进行遗传物质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次要地位”。1979年美国学者M•H•Wolpoff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访问,吴新智向他介绍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证据。1984年,吴新智又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正式发表现代智人多地区起源学说。此后,吴新智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古人类化石,并与欧洲古人类化石作深入比较,根据“中国古人类化石的年代顺序、共同形态特征、形态的异样性、镶嵌性,与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和文化证据等,论证了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基因交流。1998年,他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吴新智的一系列创见,使其在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大师。这一研究不仅对提升我国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有裨益,而且也昭示学术界,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非必低于西方引进的新颖科学方法,两种方法应该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各得其所。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充分利用中国独特而丰富的自然遗产及长期积累的科学方法,是中国科技走向原创的重要途径。

  通过慧识独特自然遗产的途径而作出科技原创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及其重大贡献还有:叶笃正院士的高原大气物理研究,刘东生院士的黄土高原成因研究,李振声院士的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研究等等,皆在专门领域独步世界,并都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取法古代科技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曾从总体上领先于世界上千年并形成了医、农、天、算四大学科。但近代以来,以牛顿力学创立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科技独领风骚,中国科技由此长期陷于弱势被动状态,引进、仿制西方先进科技成为近数百年中国科技发展的主流。这一局面使许多人,包括一些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科技发展路径的认识产生偏差,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科技纵然衰落过数百年,但其底蕴犹深,特质犹在。屠呦呦、吴文俊等人中西融合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案例表明,深入挖掘中国科技典籍,取法中国古代科技精华,将是中国科技发展永恒的课题。对科技工作者个人而言,这是开拓眼界、创新思路、启示灵感,进而独树一帜、攀登高峰的可能路径;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挖掘优秀传统资源,实现中国科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提升全民族科技原创力量,建立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

  回顾多年以来挖掘和发扬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工作,以掌握现代科技理论和方法的专家成绩最为卓著,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技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科技原创最可期待的方向之一。

  青蒿素第一发明单位第一发明人屠呦呦,是运用现代科技理论与方法,鉴别、试验、提升古代中医药方效果,在中西医深度融合基础上作出原创性科技贡献的最杰出代表。屠呦呦大学时代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生药意指纯天然或简单加工后的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中药材。除学习药物检验、药物化学等西药专业课程外,还要学习各类中药材知识,并有显微镜观察中药材切片的基本训练。大学毕业后,屠呦呦进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在对中西药均有精深造诣的留英博士楼之岑教授(后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下进行中药研究,与导师共同完成了有效药物半边莲的生药学研究,成果为《中药鉴定参考资料》收录,并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1969年初,在中西药学两个领域均已训练有素的屠呦呦,迎来了重大的机遇——接受国家“5•23”抗疟药研究战略任务。其实,东晋葛洪《肘后应急方》所列的青蒿抗疟药方已广为人知,但效果欠佳。“很长一段时间,青蒿这种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关注的药物。”对于如何提升青蒿抗疟的效果,更无人深入研究,唯有掌握中西药两方面理论和方法的屠呦呦心系此药,反复研读古代《肘后备急方》的论述:“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终于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代替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在发现乙醚提取方法效果最佳以后,屠呦呦团队又发现了青蒿素提取物含有酸性毒物成分和中性无毒成分,而中性部分恰是抗疟最有效的成分。又经历了190次失败的试验后,“1971年10月,一双双眼睛,都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尽管此后的研发过程仍然漫长,自1967年启动4年后的国家抗疟战略工程终于取得决定性进展,庞大的攻关群体从此凝心聚力于一个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国科技人员按照西药惯常的研发思路,合成了20多万种化合物,也未能发现高效的抗疟药物。

  从科技创新内在规律而言,这是一个由中国古代优秀医学典籍启示灵感,以现代医药理论指导研究和设计方案的成功范例,是融入中国元素的重大科技原创的中国奇迹。屠呦呦本人因此荣获2011年的拉斯克奖和2015年的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巨星,而嵌入中国元素的中西融合的科技原创风格,将使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超越纯粹跟踪、发展西方流行科技的名师大家。随着中国逐步走向科技强国,屠呦呦式的科技原创风格将如日之昇,如月之恒,屠呦呦作为中国风格的科技原创者代表,终将在中国现当代原创科学家中列于首位。

  屠呦呦在中国一直保持某种特殊性和独立性的医药领域,挖掘出重要的经验和知识,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则对现代数学家普遍轻视而几乎视为故纸堆的中国古代数学典籍独具慧眼。吴文俊通过钻研中外数学史家有关著作和中国古代数学原著《九章算术》、《九章注》、《海岛算经》、《数书九章》等著作,纠正了数学界与科学史界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浅识与偏见,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古代数学,直至16世纪,我国数学在最主要的领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传统数学源远流长,有其自身特有的思想体系与发展途径,从远古以至宋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古代数学宝库中,吴文俊以一流数学家的独特眼光,发掘出他人看不到的重要特色:“中国传统数学的固有特色,如构造性、机械化、以及离散型的算法形式等,与西方欧几里得传统迥然异趣”。中国古代数学典籍的独特启迪,加上现代数学的深厚动力,使吴文俊产生一个崭新的学术思想——数学机械化思想,曾经的世界拓扑学大师、年近花甲的“数学老人”吴文俊又奇迹般地实现学术战略重大转移,1977年,在《中国科学》发表论文《初等几何判定问题与机械化问题》,1984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几何定理及其证明的基本原理》,1986年,又在《科学通报》发表论文《代数方程的零点:Ritt原理的一个应用》。这些成果被世界数学界称为“吴方法”,创造了几何定理高效机器证明及机器解方程的先进方法。这样,吴文俊成为三次登上世界数学最高峰的原创性数学巨星:创立拓扑学的“吴公式”,挖掘中国传统数学中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想,开拓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其中,第一个高峰属于西方数学领域,第二个高峰属于中国传统数学领域,第三个高峰则是中西数学深度融合的创新。吴文俊的数学道路表明,弘扬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精华,开拓融合浓郁中国特色和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的学术道路,是通向重大科技原创的成功之路。

  另一位在更大的范围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原创性科技大师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留学美国并掌握现代西方建筑科技的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及其营造技法情有独钟,在深入钻研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典籍,并实地考察大量中国古建筑的基础上,集中西建筑技法之精华,融科技与艺术于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而新”的建筑学术新理念,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法及风格的深度挖掘及其在建筑设计中的创造性运用,使其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级建筑大师,其理论研究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主要设计师原创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杰作,作为新中国的象征,为中国人民增添了自信与自豪。

  3、运用人文资源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公众,都存在将科学与人文对立的倾向,但是对于深入考察过或者实践过两类文化的人而言,科学与人文除了相互独立的一面,还存在相互渗透与促进的一面。尤其在文理兼通的大师看来,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性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如爱因斯坦就认为,人文学科普遍运用的想象,在自然科学中同样十分重要,“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不仅是哲学思维层次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都很重要,科学中现象层次的描述,也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文领域诗文中的描述可以互相交流与借鉴,而现象层次的经验事实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最抽象深奥的广义相对论原始论文,即以一个经验事实的叙述开始:“在一个封闭箱中的观察者,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能确定,究竟是静止在一个静止的引力场中呢,还是处在没有引力场但却作加速运动的空间中呢。”因此,从原则上说,有悠久历史积淀和独特文化形式的中国人文资源,可为中国科技的原始创新提供不竭的源泉。事实上,古代的李时珍、徐霞客,现代的竺可桢等许多科学家已有卓越的示范。

  作为现代留学西方的第一代科学家,竺可桢于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即是一项原创性的现代气象学研究成果,整整55年后的1973年,83岁的竺可桢又在《中国科学》发表震惊世界气象学界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一生的论著不算太多,但科学原创性学术生涯长达50余年,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领域,鲜有其匹。竺可桢先生除勤奋、长寿和长期享有安定的科研环境外,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也令中国自然科学家难望项背。竺可桢先生可作娟秀灵动的书法、意深辞雅的律诗,科普散文《向沙漠进军》刊于《人民日报》(1961年2月9日),转载于《新华日报》,后又选为我国初中《语文》课本范文。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凡功力,与现代气象科学的理论底蕴相结合,使气候研究的科学之树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研究长达5000年期间的气候变迁,最大的问题是古气候资料的严重不足,现代气候学虽然拥有冰川、土地钻探和同位素测定等方法,仍远不能满足需要。竺可桢先生独辟蹊径,采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物候指示意义的诗词与史料,作为研究气候泛化的重要资料。关于中国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间的几次气候波动,就以相关史料和诗词佐证了唐代气候较温暖而宋代气候较寒冷:“唐朝诗人张籍作《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有所说明。……从陆游的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第十二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荔枝到四川南部长江一带如宜宾、泸州才大量种植。”竺文还以只能耐-14℃低温的梅树来佐证商周到宋代期间气候总体变冷的趋势:“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了。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到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象盐一样重要,用它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竺可桢先生借助中国古代丰富的诗词和文史资料,运用中国传统的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得中国气候数千年的波动变迁结论,与当时西方顶尖研究机构以物理方法测得的结果“大致相符”:“最近丹麦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以同位素(O18)测定格陵兰岛上近万年来冰川结成冰时水的温度,与我国近五千年来从历史材料分析得出温度变迁的结论大致相符。”竺可桢先生经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和跻身前沿的科学原创力,向中国科技工作者展示出一条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科技原创之路。

  2017年,欧洲古气候学者在世界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以中国湛江湖光岩湖底沉积层钻探物和现代科学方法分析中国唐代气候,得出唐代后期气候变冷并引发安史之乱的结论。中国气象学家张德二继承发扬竺可桢的独特方法,以中国大量古文献资料论证中原地区气候依旧,纠正了西方学者的片面性,指出变冷的只是广东局部地区,安史之乱的原因不宜以气候视角去解释。中国古代丰富人文资源和竺可桢先生原创方法的魅力,再次令世界倾倒。

  将中国人文资源运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发挥中国特色哲学思维的指引作用。从反映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而言,哲学思想及理论具有客观普遍性,但是任何哲学思想及理论都不能不渗透入哲学家的民族文化特色,具体的表达方式不能不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形式。而各国的科技工作者也最易受到本国哲学大师著作的影响,牛顿深受英国近代培根朴素唯物论影响,爱因斯坦则深得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在现代中国,则是大批科技工作者深受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影响,老一辈中国原创科技专家受益于“两论”指引的案例不胜枚举。李四光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石油地质构造的宏观分析,打破中国贫油的悲观论调;袁隆平以实践第一的思想破除关于水稻杂交的错误观念,闯开水稻杂交研究第一道难关;于敏善抓主要矛盾,顺利克服氢弹原理设计构型方面的一系列难题,创造氢弹设计的中国路径。以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科技原创最精彩的案例是杨乐、张广厚的函数论研究成果:函数论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亏值”,一个是“奇异方向”,以往都是孤立地分别研究二者,张广厚受《矛盾论》事物普遍联系思想的启发,提出研究“亏值”与“奇异方向”二者的内在关系,沿着这一哲学思想指引的方向,二人合作攻关,发现了二者之间的约束关系,是为七十年代世界函数论领域的重大突破。

  三、结语

  中国近现代追赶和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方向有两个:一是沿着西方开辟的路径,运用西方原创的方法,通过引进、模仿,进而修正、提升,最终达到超越引领的境界;一是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的自然遗产、古代科技与人文资源,在融合中外优势的基础上,独辟蹊径,直攀峰巅,实现中国特色的科技原创。第二条中国特色原创路径的大量出现,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特色科技原创之路,不仅对中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防强盛有重大意义,而且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基石,是中国文化自信坚定飞扬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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