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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不应凑热闹 企业走出去还需理智 | 热点聚焦
2018-11-12 00:11
来源: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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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18日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

  记者 贠天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奋起发展,提升实力后的中国企业对国际舞台的渴望更加强烈。海外并购可以迅速获得海外资源,成为了很多企业走出去的首选。然而,海外并购之路并不平坦,在获得成绩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让一些企业付出不菲代价。

  2014年,大批中资出海扎堆收购足球俱乐部,时至今日,已有至少4家足球俱乐部被曾经的中国老板转卖,其中包括马德里竞技、洛尔卡、阿斯顿维拉、AC米兰。

  中研普华研究员张力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我国在政治背景与文化差异上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多数欧美国家对中企海外并购行为容易产生一定排斥,对收购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海外并购不应凑热闹,根据企业自身实际出发才是首选。

  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总体呈攀升态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壮大。严格来说,中资海外收购的历史并不长,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走出去才成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张力旺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联想宣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行为,被视为中国企业第一宗大型跨境收购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冲击,同时也刺激着中国企业积极寻找海外投资并购的机会,成为中企国外并购兴起的开端。过去十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总体呈现不断攀升态势。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境外并购额达到了1419.2亿美元,较2016年的2181.6亿美元下降了35%左右。不过,并购交易数量并未下降很多,2017年为866宗,2016年为918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交易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对欧美并购大幅下降,亚太区域的并购则显著上升。

  “现阶段,跨境并购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手段,较全球对外投资乏力的态势,我国跨境并购总体呈现逆势增长的特点,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8个行业大类。”张力旺介绍。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的持续攀升,并购所带来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中资海外并购受阻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分析:“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低端的领域,更多地是看对方的市场、原材料、劳动力成本。随着我们的相关产业发展,产能合作也逐渐向高端领域转移,走出去的出发点跟以前比有了很大的调整。未来,对高端要素的取得,就明显要占领更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越是敏感。”

  并购过快与“一窝蜂”并不受欢迎

  除了并购内容的变化,海外并购频频遇阻,一定程度上也和并购数量、规模的快速增长有关。过去规模不大时,这个问题相对并不突出。张力旺表示,由于我国在政治背景与文化上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多数欧美国家对中企海外并购行为容易产生一定排斥,对收购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实际上,从市场的角度分析,相关国家收紧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不太符合市场规则。但是,业内人士指出,海外并购不仅受市场决定,所在国政府及其审查机构也会成为海外并购的狙击手段,甚至比企业之间的谈判控制力还要强。目前,中资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问题,恰恰就来自于所在国政府及其审查机构。目前针对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审查超过了对其他国家企业海外并购的审查要求。

  那么,相关国家为什么会针对中资企业做出这样的反市场行为呢?业内人士指出,这与中资企业海外并购步伐过快、运作过大,甚至“一窝蜂”不无关系。其实,就某个被并购企业来说,只要价格合适,只要收购者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收购协议便可达成。但是,所在国政府不会单纯考虑收购价格和被收购企业是否愿意,还得考虑收购者是谁、收购后会不会对本国其他企业产生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当中资企业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海外进军,疯狂并购外国企业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担忧,从而加强对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审查。

  2016年1月,飞利浦公司表示,由于美国监管部门对交易感到担忧,公司已终止向包括金沙江创业投资在内的中资财团出售照明组件和汽车照明业务。飞利浦方面表示,虽然公司极力解释,但交易始终未能获得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支持。据《纽约时报》报道,本次收购遭否决是因为Lumileds掌握氮化镓这种半导体材料技术。CFIUS可能担忧中资财团对氮化镓技术的热衷。但是,Lumileds的该项技术仅用于照明领域,因此CFIUS对于中资财团收购Lumileds后将获得的氮化镓技术与军工领域微芯片应用相关联的猜想实数多虑。

  政府引导助力中资理性出海

  随着中资企业出海数量不断增长,我国开始对境外投资加以引导,帮助中资出海走上健康轨道。“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冲着美好的愿景进行溢价收购,但在完成收购后,他们会发现中外文化、市场格局、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都会导致对外投资收购的失败几率骤增。”多位投行人士作此表示。中国企业需要从此前的盲目乐观情绪中清醒过来,全面反思一下自身对外投资决策过程到底有哪些风险盲点漏洞没有关注到。

  从2017年起,境外并购相关的头条大多变成了监管政策的动态。201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境外投资项目分成了鼓励开展、限制开展和禁止开展三类情况,该指导意见显示,将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29.4%,但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

  “跨国并购不仅是商业行为,也带有一定国际影响和政治色彩。因此,政府有义务解决跨境并购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原则上要限制对关系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的并购行为,同时要引导跨境并购对象集中至民营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组织相关条文,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使得我国在对外并购活动中规避风险。”张力旺说。

  白明表示,过去的非理性对外投资行为大多出现在民营企业身上,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对民企海外投资行为形成有效监管。而在这方面,央企、地方国企也同样需要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机制。2017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有关境外投资的新政策。他透露,我国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领域的立法工作,《境外投资法条例》的制订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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