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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的“噩梦之夜” | 悦读
2018-02-22 00:02

本文首发于201821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栏目主持:卜文娟

  [美] 罗伯特•瓦赫特 著

  《数字医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

  湛庐文化•财富汇 图书品牌

  长久以来,科技一直被视为医疗改革的利刃、治疗一切医疗弊病的良药。本书从技术应用、医患关系、工作流程、支付模式、医院文化、医务人员间的沟通方面解锁医疗改革的 6 大瓶颈难题,为医疗安全保驾护航,并提出了分 4 个阶段走向数字医疗时代的划时代性见解。

  2003 年 6 月下旬,马修• 伯顿(Matthew Burton)开始在纽约州布法罗市接受普通外科住院医生培训。担任住院医生的头一年通常被称为实习医生阶段。这是医学生成长为医生的一个重要人生阶段。这种色彩斑斓、充满伦理思考、使人疲惫又值得傲骄的人生经历已被无数的书籍、电视节目和电影所谱写。在医生们看来,外科实习医生阶段是压力相当大的培训阶段,但是伯顿已然严阵以待。当时伯顿不但已经完成了大学本科和医学院的学习任务,而且具有在奥的斯电梯公司当过几年系统分析师的工作经历,所以对于培训而言,他可谓一个“成熟”的学生。

  而现在,我和伯顿坐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梅奥”)附属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伯顿是这里的人机工程学专家,帮助梅奥将投资于信息技术的数十亿美元转化成更优质的医疗资源。他正在给我讲述 2003 年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是如何驱使他离开外科领域的。确切地说,从那以后,伯顿完全从临床医疗事业中抽身,将精力转移到创建医疗信息系统上。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

  2003 年 8 月 2 日,一个温暖的周六,刚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 6 周的伯顿正在布法罗市的米勒德•菲尔莫尔•盖茨医院(以下简称“盖茨医院”)里值班,这家医院是纽约州立大学外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定点医院之一。伯顿的职责是照看那些在急诊室有可能需要行外科手术的患者和外科病房的术后病人,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随身携带急救寻呼机。

  如果有人走进病房,通常是护士,发现患者濒临死亡时,她会按响墙上的一个紧急按钮,或者拨打一个类似 911 的内部紧急电话来呼叫急救警报小组。这是一个负责处理紧急事件的抢救小组,通常由医生、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药剂师,以及呼吸治疗师组成,在医院里,呼叫急救警报小组就好像是召唤一个骑兵团。

  你永远不知道当你收到召唤赶往现场时,将要面对什么情况。除了发现患者完全心脏停搏,即处于没有脉搏和血压的无意识状态外,我还遇到过因为严重的脑卒中而不能移动身体的患者,以及血液像红色喷泉一样向外喷射的动脉当急救寻呼机的声音打破那个平静无奇的值班夜时,伯顿迅速奔向病房。护士之前发现,一位刚接受一台并不复杂的外科手术、正在术后恢复的 70 多岁患者突然出现了呼吸短促,并陷入昏迷,同时伴有危险的低血压。于是伯顿和护士开始抢救患者,但是患者的情况越发严重。几分钟后,患者的脉搏和血压都没有了,急救小组开始全力进行心肺复苏术。

  伯顿想找到自己的上级医生,因为他也带着急救寻呼机,通常应该由他负责这项工作。毕竟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伯顿的年资太低,不适合单独承担这样的责任。然而,伯顿很快得知上级医生正在手术室里为一位老年妇女做肠道坏死切除术。伯顿意识到只有自己有时间处理该事件。在医学院心内科见习轮转时,伯顿曾经也带过急救寻呼机并参与过类似抢救事件的处理,甚至曾经在上级内科医生到达之前独自处理过一些抢救事件。这些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已是不寻常的经历。伯顿想,我能够做到,并开始根据医疗指南进行抢救,同时希望找出这个病人的问题所在。

  4 个病人中的 3 个去世了

  就在此时,伯顿的寻传呼机再次响起。

  这次是住在另一楼层的患者,听上去像是出现了大面积心肌梗死。伯顿不能放弃第 1 个正在接受心肺复苏术的患者,而且还有诊断上的疑问,所以他尝试用电话来处理第 2 个患者,指示那一楼层的护士赶紧把患者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至少那里的护士可以对患者进行高级生命支持(ACLS)抢救,然而没有医生在旁边,护士们也只能尽力而为。

  同时保持这两件事顺利进行,既开展对第 1 个患者的抢救,又要制订针对第 2 个患者的应急方案,这对于一个新手医生来说是个非凡的考验。人们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但是大约 20 分钟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伯顿的寻呼机第 3 次响起了,这一次是一个女性患者出现了癫痫大发作。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患者跟伯顿在同一楼层,这样伯顿就可以在第 1 个患者和第 3 个患者之间切换,持续地给护士和呼吸治疗师发出指令。

  伯顿尝试找出解决方法。他的本能是去寻求帮助,于是联系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但被告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允许值班医生离开急诊室。伯顿知道有几个高年资住院医生在附近医院值班,他们很可能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值班室的床上看电视呢,但自己却没有办法将纸质的病历资料发给他们看。而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对方就没办法远程给予治疗建议,那么他们也就帮不上什么忙。在那一刻,算上患者、家属、临床医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大约有 250 个人在盖茨医院,然而,此时的伯顿却感到非常孤单。

  当伯顿正忙着抢救第 1 个患者和第 3 个患者,关注着第 2 个患者是否转移到了重症监护病房,并尽力平复自己跌宕起伏的心情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急救寻呼机又一次响起了。在那一刻,一个不知所措的实习医生能为第 4 个患者所做的,就是像对待在其他楼层的第 2 个患者那样,让护士紧急送第 4 个患者去重症监护病房,然后祈祷。

  当尘埃落定后,伯顿的 4 个病人中的 3 个去世了,而且,伯顿的上级医生在手术室治疗的那位患者也没能幸免于难。这么多的死亡例数通常是一个运气很差的实习医生在一个月里才可能碰到的罕见情况,而不是在一个小时内。

  警醒了世界医学教育

  2003 年的那个噩梦之夜成了世界医学教育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据美国医学研究院(IOM)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每年大约有 10 万人死于医疗过错。为此,医院管理部门限制住院医生的工作时间为每周不能超过 80 个小时,然而,在接受培训时他们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只是被压缩了。

  “现在我们需要在 80 个小时内完成 120 个小时的工作量。”伯顿回忆说,“我意识到,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了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上,也就是在浪费时间做计算机科学中称之为‘简单转换’的事情。”例如,一个病人需要使用胰岛素,这条信息出现在了药物列表中,而在另外一个界面里须将其转换为“糖尿病”。作为一名计算机专家,伯顿知道信息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医院和诊所里都配备有计算机,就算是配备了计算机,医生在工作中也经常因为计算机系统的频繁崩溃、僵化的工作流程以及糟糕的用户界面,而使得工作变得更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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